黄金期货是黄金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交易产品，但是，在黄金市场化改革启动之后的10多年内并没有进入改革决策者的视野，这与当时改革的指导理论导向有关。
我国对黄金进行管制，实行统收统配管理的基础理论是“黄金货币论”，即把黄金定位于外汇货币。主要是用于国家外贸的国际结算，因而国家必须对黄金进行严格控制，禁止自由买卖，最大限度地限制黄金的非外汇使用，以缓解国家外汇极度短缺的矛盾。当1993年黄金生产者出于对利益格局调整的需要，而对黄金统收统配体制提出质疑，并在实际行动上对这个体制形成了极大冲击，有人估计黄金私卖潮使1993年至1994年期间有20%左右的产量没有进入统收统配体制交易，因而致使在统计中1994年出现了从1975年以来20年的第一次负增长(-4.6%)。为了表明黄金生产者“造反”的合理性，他们高举起了“黄金商品论”的理论大旗，即认为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拓推进黄金非货币化，现在黄金不仅已失去了货币流通、支付功能，而且也不再是国际贸易的法定支付手段，因而已经成为一种一般商品，从而，推导和论证出“黄金货币论”的不合理性和改革黄金统收统配管理体制的必要性。
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看，1993年我国的外汇储备虽然比改革初的1978年增长了12.6倍，达到了211.99亿元，但对于我们这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外汇短缺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并且那时我国存在着比较严重地通货膨胀，如1992年通货膨胀率为8%，而1993年全国小城市零售物价更上涨了13%，大城市上涨了25%，黄金首饰成为那时民众为了保值而抢购的首选。因而，当时黄金在我国不仅承担着换取外汇的职能，而且承担着回笼货币，抑制通货膨胀的功能。在内外需求的巨大压力下，显然不是放开黄金管制的最佳时机，但“黄金商品论”大旗的树立，使黄金生产者“造反”行为取得了理论上的合理性与道义上的制高点。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推行黄金非货币化18年之后，“黄金货币论”显然已不合时宜，以此为理论基础的黄金统收专营体制显然就失去了理论上的合理性，因而“黄金商品论”作为“黄金货币论”的对立面而在当时取得了合理性的优势。
虽然，此时改革的推动者变了，由黄金生产者变为了中国人民银行。改革的动因与1993年黄金私卖潮也不同，但目标相同，任务相同，都是要推进和实现黄金统收统配管理体制改革，因而，“黄金商品论”同样成为了黄金市场化改革启动后的指导理论，而且之后我国黄金市场建设也就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建立的是一个黄金商品交易市场，因而我国黄金市场才又有了今天要转机变型的任务。
作为黄金市场的探路者，白银率先脱离了统收统配管理体制，1999年底上海华通白银市场挂牌。因为是一个商品交易市场，所以不仅白银产品实现了自由交易，而且市场管理者和监管者也改为当时的内贸部。人民银行改革白银统收统配管理体制走的是一条放开产品，也放弃市场监管的路子，这是白银由国家储备变为一般性商品的必然选择。
在“黄金商品论”的影响下，白银放开的模式一度也成为黄金放开的选择。2000年7月，国务院认可了中国人民银行放开黄金市场的总体设想，并决定选址上海。因而，上海黄金市场的筹建工作开始启动。初期，上海华通白银市场不仅成为黄金市场组建的参考模式，而且一度成为筹建工作的主要推动者和承担者。到这年10月上海市有关领导对外吹风说，上海黄金交易市场年底以前将挂牌。笔者也曾参加过数次内部会议，当时准备工作确已进入“临门一脚”的状况，但之后黄金市场筹建再度生变，当然这是后话。
对于黄金市场的“选址”曾有过激烈的竞争，因而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但对黄金市场模式的选择并没有过多的讨论与争论，原因是建立一个自由交易的商品交易市场已是一个高度统一的社会主流意识，直到这年年底的12月份，世界黄金协会资助，著名经济学家樊钢主持完成的《中国黄金管理体制改革与市场开放基本思路与方案设想》的专题报告仍认为，我国黄金市场未来参与主体是“由分散的生产者、加工者、消费者以及介于其间的批发商组织的体系。”更有甚者，在这次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位资深学者发言中称黄金已成为与萝卜、白菜一样的一般商品。可见一般商品论的影响之大，所以在我国黄金市场化改革的前期，“黄金商品论”不仅在学术理论界占有主导性的优势，而且成为改革实践的行动原则。以建立黄金商品交易市场为改革的最终目标，因而，在长达10年的时间内，我国黄金市场化改革并没有黄金投资市场的发展规划设计，黄金期货也没有进入改革决策者的视野。
“黄金商品论”是冲击和突破黄金统收统配体制的有力武器，但“黄金商品论”并不能作为建立黄金市场的理论基础，原因是当代黄金市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黄金商品市场，而是一个金融属性主导的市场，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黄金商品交易只占总交易量的2%左右，98%以上是黄金投资者形成的交易量。把建立一个黄金商品交易市场作为改革的最终目标，显然只是捡了芝麻，而丢了西瓜，对于这一点我们的认识并不是长期清醒。但是黄金市场化的改革推进的实践也日益暴露出“黄金商品论”的局限性，于是在黄金理论界引起了一个黄金市场属性定位的讨论，由此也引发了对黄金市场模式的思考。
2000年10月北京黄金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黄金协会联合在昆明举办《中国国际矿业经济国际论坛》，主题是我国黄金矿业的发展，但黄金市场的属性定位却成了论坛的热点话题。论坛讨论的结果是对黄金市场金融属性定位给予肯定，因而对我国黄金商品属性定位提出质疑，并提出应对我国黄金市场化的路径选择进行再思考，以及黄金金融市场主导的改革方案，即不是以黄金生产者与需求者交易为核心，而是建立一个以商业银行为核心的黄金市场体系，并把黄金市场分为场内与场外两种形态。以上的研究成果和意见陆续发表在北京黄金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黄金经济》双月刊上。如果这些意见得以采纳，我国黄金市场面貌将会截然不同，那将是以商业银行为做市商的场外交易市场主导的市场，这种市场形态可能会更有利于实现黄金商品市场与黄金金融市场的衔接与转换。但是，历史不能重复，因而没有如果，只有现实。
民间的讨论声音能否上达“天庭”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改革的决策者们显然也在关注着改革的进程，也在不断地做出自己的判断。2000年已近年关的12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有关人士以发言人的身份突然宣布：“在改革方案和新的管理政策没有正式出台之前，有关黄金生产、流通、消费等活动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和有关规定进行。未经国务院授权及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筹建黄金交易市场；各种形式的网上交易，各地正在筹建黄金交易市场的活动必须立即停止。”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因而，黄金生产者以“黄金商品论”为旗帜，冲撞《金银管理条例》的法制红线，要求破除黄金统收统配体制，实现黄金市场化，成了一种追求改革的正当行为，在社会道义上又占据了制高点，难以给予否定。
正是因为如此，1993年8月国务院下发的(63号)函，在维护和加强黄金统收统配管理的同时也确定了黄金市场化改革方向，并为此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主要内容是：一、国内金价由固定制变浮动制，并与国际金价挂钩。二、责成中国人民银行对国家黄金交易市场筹建方案进行前期研究；三、责成中国人民银行对《金银管理条例》的修改提出建议。“黄金商品论”获得了改革的“第一桶金”。
经过6年的沉寂之后，1999年黄金市场化改革再启动。起因是随着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市场化的深化和与国际经济的进一步融合，维持黄金统收统配体制的难度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体制性的矛盾已积累到必须改革的地步；另一方面，我国外汇储备已超过了千亿美元，达到了1450亿美无，白银也由供不应求，变为供大于求。金银储备的战略价值大大降低的现实，使改革金银统收统配体制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当时内外条件与1993年已有很大不同，所以改革一旦启动，推进速度很快，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上海黄金交易所正式运行，黄金统收统配管理宣告破除，当然，改革进程中也充满曲折。
中国人民银行这样运作表明是决策层对黄金市场进行了再定位，即由商品市场转变为金融市场定位，否则作为一个国家货币管理者重掌黄金市场的领导与监管权就失去了合理性与合法性。同时，也表明黄金市场化改革的指导理论也发生了变化，由“黄金商品论”转变为“黄金特殊商品论”。“黄金特殊商品论”，即认为在推进黄金非货币化的时刻，黄金是一种极易变现的“准货币”，而成为一种具有金融投资产品属性的特殊商品。
使人费解的是这种理念上的转变和市场再定位并没有在中国人民银行2001年初向国务院提交的改革报告中得到反应。该报告仍是定位于黄金流通体制的改革，具体任务有三：
——取消黄金统收专营管理，实现黄金资源的合理配制，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黄金市场机制。
——依托上海外汇交易市场平台，在上海外汇市场内建立黄金现货交易市场。
——与黄金流通体制改革相适应，积极推进新的黄金法规建设，建立与改革相适应的新的黄金管理法规体系。
从中我们看不到与推进黄金投资市场建设有关的内容，所确定建设的仍是一个商品属性主导的实金交易市场。但是，把上海黄金市场定位于中国人民银行的直属市场，并把这个市场建立在人民银行外汇交易平台之上，以及特设金融类会员，吸引13家商业银行成为第一批会员等等迹象又表明中国人民银行并不是把上海黄金交易所完全定位于商品市场，那么合理的解释是在上海建立的黄金现货市场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上海黄金交易所也是一种临时性的市场形态，这一点在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的致辞中得到了印证。
在上海黄金交易所开业时戴相龙行长的致辞中指出：(上海黄金交易所)“初期要为黄金现货交易提供交易平台和相关服务。在完善现货交易的基础上，要积极开发黄金投资产品，逐步建设成为金融投资业务为主的金融市场。”这是我国黄金市场化改革中高层决策者首次明确建设黄金金融投资市场是黄金市场化改革的下一步目标。但在这里戴相龙行长只是指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对如何建设并没有展开论述。更为具体的论述是两年以后，2004年9月现任行长周小川在上海发表的《充分发挥黄金市场投资避险功能》的讲演。
在这个讲演中，周小川行长首先明确“黄金是一种兼具货币、金融商品和一般商品的多重属性的商品。黄金市场与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一起构成了金融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因而他提出中国黄金市场要逐步实现“三个转变”，即从商品交易为主向金融交易为主转变；从现货交易为主向期货交易为主转变；由国内市场向融入国际市场转变。周小川行长在论述第二个转变，即从现货交易为主向期货交易为主转变时，提出的工作目标是：
“目前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主要形式是实盘黄金现货交易，随着中国黄金市场的成长，我们将逐步推出包括远期和期货在内的各种黄金衍生品业务。”
这是决策层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推出黄金期货。但是，这已经是我国黄金市场化推进12年之后了。黄金期货之所以提上改革的日程，是我们对黄金市场属性认识深化的结果，也是多年市场化改革实践深化的结果。但是，这个改革任务目标确定以后，立即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即如何选择目标达成的路径，而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这大约是出乎前后两任行长预料的。
|
